（联合早报网专稿）近些年在某些群体中流行着一种观点，就是胡耀邦是造成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和新疆民族问题的罪魁祸首。论据主要是胡耀邦在1980年走访西藏期间所作的讲话和在那前后推行的一些新政策，以及邓力群和其他一些人对这些政策的批评。邓力群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胡耀邦伤害了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的感情；其二，胡耀邦也伤害了一些195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真心拥护政府的藏族干部的感情。其它对于胡耀邦的批评还有：他改变了西藏的宗教政策，造成宗教势力的恢复和壮大,而做大了的宗教势力又成为一股难以驾驭的分离力量；他把以前受压制的一些旧西藏的上层人士解放出来，还让他们担任重要职位，使他们中一些不是十分可靠的人士可以发挥影响力，也使真心支持政府的一些民众感到无所适从；他或是和他一起走访西藏的万里说过中央对于民族自治区只保留外交、国防和内政否决三方面的权利，从而激发了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自治愿望的膨胀，等等。
胡耀邦当年在西藏推行的新政主要包括下列六点：
第一， 要让西藏少数民族同胞充分行使在中央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具体来说，就是要允许民族自治区否决和修改不适合本地情况的政策和法规，并根据本地特殊情况制定法律、法规以保护民族自治和民族权益。有人认为自治权特别适用于经济决策；
第二，
减轻群众负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便缩短西藏百姓与其他省区民众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西藏从1980年起就取消了农牧业税，而内地有些省区直到2006年才最后取消农业税；
第三， 为了缩小西藏与其他省区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允许西藏在经济上实行开放和自由化政策， 包括包产到户，试行资本主义，对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开放，并缓和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第四， 国家对西藏的经济支持将在1980年5亿元的基础上每年递增10%；
第五， 在社会主义宗旨下发展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要继承、研究和发扬藏传佛教、民族音乐、民族舞蹈、藏医和藏戏等藏族文化的重要成就。要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并保证这所学校的学生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还要培养更多藏族干部，并要求50岁以下的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学藏文藏语；
第六， 改革民族干部政策，加强汉藏干部团结。他要求包括教员等在内的国家脱产干部最好在两、三年内做到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最后一条导致一批内地汉族干部撤出西藏。
这六项政策中的第一、五、六条在当时就引起一些争议。第一条涉及到给与少数民族多少自治权的问题。后来虽然通过了一个简约、笼统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但至今在如何具体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还面临着种种困难；第五条中引起争议的是有关少数民族语言和宗教的部分，而第六条则关系到对于过去三十年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的评价以及将来主要是由汉族还是藏族来主导西藏各级政府的问题。很多汉族干部其实很乐意离开西藏，但不能理解为什么胡耀邦不但不表扬他们在西藏支边戍边的劳苦功高，反而指责他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主要涉及经济政策的第二条和第四条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争论，但近年来则由于西藏发生的几起冲突事件而招致一些认为藏族同胞不懂得感恩的人们的批评。第三条中有关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部分也因为后来对外来影响的疑虑而受到质疑。除了这六项先后都引起过不同程度的争议的新政策外，胡耀邦在西藏期间还做了一些被认为不太恰当的评论。例如他在解释为什么要撤出大批汉族干部时，提到在西藏八个藏民才能养一个汉族干部。他的批评者认为，国家每年给西藏的拨款已足以养活所有汉族干部。他还说，少数藏族干部违法乱纪的错误应当主要由汉族干部负责，因为藏族干部犯错是由于作为老师的汉族没有教好学生。他还指责当地干部没有用好中央给的钱。
这些政策和评论在当时和现在引起一些争论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证明这些政策就是后来西藏和新疆等地民族问题的根源，我们需要先解答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
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是不是在1980年胡耀邦有关西藏的新政策出台之后才产生的？胡耀邦之所以要在1980年5月视察西藏，不是为了去那制造问题，而是为了去解决那里已经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在那之前不久，应邓小平的邀请，达赖喇嘛派遣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和一些藏区。在代表团到访之前，对于西藏整体形势和民族关系都特别乐观自信的一些政府官员曾专门派人去给藏族群众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在面对这些前阶级敌人的时候不要因为抑制不住深仇大恨而有一些不友好的举动和言论。令这些官员们始料未及的是，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一些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有些藏族民众把代表团成员当作亲人，不只是热情接待他们，还向他们倾诉衷肠，述说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或是正在经历着的苦难和困难。这些述说后来又经代表团反馈到中央，并很自然地使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一些领导人们深受震撼。他们显然感到代表团的访问使他们对于藏区有了三点新的认识：
其一，多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并没有弱化藏族民众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很多藏民并不把流亡藏人看作是阶级敌人，而是把他们认作同胞；
其二，藏族民众的宗教意识比想象的更加强烈，对达赖喇嘛的情感也比先前想象的更加深厚；
其三，藏族民众的生活也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幸福。部分地为了解决代表团访问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胡耀邦在1980年初主持召开了西藏工作会议，然后又亲赴西藏考察。他在西藏期间的言论，特别是他对西藏汉族干部的批评，必须放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去理解。他很痛心西藏还有那么多问题，也痛心干部们对这些问题缺乏全面的了解，或是虽然了解却没有上报中央。
1980年以来西藏和整个藏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骚乱、自焚那样的大问题和寺庙管理一类的小问题 ，其主要根源都可以追溯到1980年前的那个时代。胡耀邦的六项新政是为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政策，觉得有些依然具有建设性，有的则可能不够周全。总的来说，虽然这些新政策没能迅速彻底地解决所有问题，可能也制造了一些能够引起民族问题的新的因素，但把这些年来主要民族问题的根源都推到胡耀邦身上是不公平的。
对胡耀邦西藏新政策的评价也涉及到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总体评价。1980年以来中国民族地区的总体状况，特别是民族关系的总体状况，是比1980年前更好了还是更差了？从表面上看，许多人可能会觉得，现在的民族关系更差了。因为吵吵嚷嚷、打打杀杀的事件好像接连不断。但过去真的就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平静吗？长期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李维汉在1981年曾对西藏当时存在的问题做过一个很中肯的总结。他认为当年的西藏存在至少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搞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伤害和牵连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
二，在人民公社化和学大寨运动中，不顾西藏实际情况，要求过急并照搬、追求大、公、平均主义、穷过渡、割尾巴、单一搞粮食、硬性推行多种冬小麦、少种青稞，以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一套做法，严重束缚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西藏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使群众生活遭到困难；
三，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遭到诋毁和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流于形式。群众的宗教活动被禁止，绝大多数寺庙被拆毁，重要文物大量散失、破坏。爱国上层人士受到迫害；
四，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多，效益差，甚至搞无米之炊，造成巨大浪费。”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都使西藏人民遭受了苦难，给汉藏之间的民族关系造成严重创伤。”李维汉把造成这些问题的责任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但他心里应该清楚，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他能回到世间看看今天的西藏，他也许会觉得今天比昨天还好一点。
1980年前的西藏也不比今天的西藏更为宁静。1959年的拉萨事件就比1980年以来所有的冲突事件加在一起还要更具破坏性。1969年的尼木事件也比八十年代以来的历次事件都更加严重。况且，就算过去真的比现在平静，那也是在政府对整个社会实行全面控制的条件下实现的。我们是希望恢复那种物质代价和社会代价都很高的高压政策，以便使少数民族同胞都装着忘掉了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并且装着很幸福，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生活在一种能够更多地表达真情实感的更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虽然不少人都喜欢怀念过去，但恐怕真正愿意回到过去那个时代的人并不多。需要指出的是，假如今天的民族状况和民族关系真的比过去还好一些的话，我们也不应该把成绩都归功于胡耀邦，就如我们不能把今天的问题全部归罪于胡耀邦一样。
第二，
胡耀邦的西藏新政是不是符合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基本民族政策？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实现政治平等，保护和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是为了提倡文化平等，而经济上适当照顾的政策则有助于促进经济平等。虽然在理论上，共产党一直坚持民族平等的政策，但在实践中有时候平等难免要打折扣。原因之一就是绝对的民族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胡耀邦的六条新政并不违背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民族平等原则，也完全符合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对于中国当年的政治生态稍有了解的人们都应该清楚，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胡耀邦的政策是不可能得到实行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深入参与制定对西藏政策的邓小平，对于西藏事务应该比胡耀邦更加熟悉，而当年达赖喇嘛代表团的访问以及胡耀邦西藏新政的产生都发生在邓小平向达赖喇嘛发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信息之后。
其实有关西藏的六条新政策中有好几条都并不是只适用于西藏的特殊政策，而是全国各省区都可以享受的一般政策。有些政策甚至在1980年前就已经在内地实行了。汉族地区虽然无法享受第一条所提到的自治权，但内地省市、特别是沿海省市在改革开放时代无疑也扩大了自主权；第三条所赋予西藏的经济上的开放和自由化政策，显然还达不到内地一些经济特区的开放和自由化水平。与周边国家缓和关系也是当时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而非西藏地区特有的政策；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包括对于宗教自由的重新认定，也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既然内地的汉人可以修复、重建寺庙并自由地求神拜佛，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去享受同样的自由呢？何况新政策也并没有给予西藏百姓绝对的宗教自由。宗教界的各种活动都还受到政府的管控。此外，在毛泽东时代，改造好的日本战犯全部被释放回日本。国民党战犯也全部分批释放并安排工作。邓小平时代延续了这种对待上层反共人士的政策。参与1959年事件的那些前藏族上层人士，到1970年代末期，也都已经被改造了二十年左右了，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和共产党处理战犯的一贯政策，也该恢复自由并给予出路了。总不能因为他们是藏族就一直关着管着不放。六条新政策中真正比较特殊的是有关取消农牧业税，国家每年提供经济支持和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那几条，但如前所述，这几条并不违反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就算是胡耀邦讲话中那些被认为是最不中听的部分，包括他对汉族干部的批评和对未来西藏汉藏干部比例的设想，都没有超出共产党先前做出的有关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因此，即使胡耀邦的某些新政策确实催生或加剧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民族问题的话，那么主要的责任也不应该算在胡耀邦头上。制定那些民族政策基本原则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三，
胡耀邦有关西藏的新政策有没有得到全面执行？六条政策中，真正得到认真实施的是第二、三、四条。其中第四条有关财政援助的部分应该是被加倍执行了。2007年，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达到280亿元，人均超过万元，再加上各省对口支援的资金和项目，总数应该更大。即使计入货币贬值的因素，这个数额也显然远远超过了当年制定的每年递增10%的计划。西藏1965年以来每年的财政支出，通常90%以上来自中央财政支援。其他三条新政策都只得到部分实施。其中第一条的自治如果是指中央只保留外交、国防和内政否决的权利，而其它一切都由当地民族自主的话，那么显然还没有实现。第五条中创办综合性大学一项已经成为现实，但这所大学里藏族学生所占比例可能并没有达到98%；而汉族干部学习藏语藏文一项，也没有太好的成效。第六条有关汉藏干部比例的设想，如果按绝对数字来看已经基本实现胡耀邦当年的计划，但在县级以上政府中掌握最高权力的少数民族干部并不多。这是因为一些人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骚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一些掌权的少数民族干部政治上不可靠，制止动乱不力。由于胡耀邦的新政策并没有被完全采纳，那么胡耀邦如果能有机会为自己辩护的话，他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西藏和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现在还存在着一些民族问题，并不是因为你们执行了我的新政策，而恰恰是因为你们没有完全彻底地执行我制定的一套新政策。
把西藏问题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归罪于胡耀邦不只是没有说服力，而且很具危害性。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会阻止我们去探寻西藏问题和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真正根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民族问题，有些是在胡耀邦1980年西藏之行很久之前，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有一些则是在他短暂的任期之后才产生的。有些问题是任何多民族国家都会发生并长期存在，并不是任何个人可以轻易制造或解决的。我们最多只能说，胡耀邦在任期之内没有能够彻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但其他在他之前和之后的领导人也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本来就不是很快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却不能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民族问题都是胡耀邦制造出来的。
作者介绍：韩孝荣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杜兰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夏威夷大学西瓦湖分校、三一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巴特勒大学任教，现为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近现代中国与越南，重点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国与越南的关系。
